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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对南京实施无差别轰炸 机群咆哮而来

归档日期:06-24       文本归类:工事构筑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10月的南京本应是秋风送爽、桂花盛放的时节,但是对于大多数南京市民而言,1937年的气候显得是那么异常,这一年的夏天来得格外得早,也异常得炎热,可是刚过了8月,天气便开始变得阴郁起来。连绵的雨季虽然使得人们享受不到阳光的温暖,却也给南京城带来了稍许的安全感,因为也就只有在这样的天气里,实施“越洋爆击”作战的日本海军飞机才不会飞临这座六朝古都的上空,实施那令人发指的无差别轰炸。

  然而云层和阴雨终究不能取代一支强大的空军来永远保护中国的天空。从10月上旬开始,随着天空逐渐放晴,被日本政府寄予厚望的海军第1联合航空队便开始频繁出击,不分白天和黑夜地用弹片与轰鸣向仍在抵抗的中国军民施加压力,以期使得这个在东京眼中卑微而虚弱的政权尽早屈服。

  空袭对于一座繁华的都市而言无疑是致命的,昔日人流如织的南京此刻到处都是死一般寂静,连红色的砖瓦屋顶都粉刷成了黑色,空荡荡的街道上也只有同样被漆成了黑色的电车还在行驶着。虽然大多数市民都被告知要尽量留在家里,但是各级政府机关都在照常运营着,军人、警察,还有那些自愿组织起来的平民纠察队也在忠实地履行着他们的使命。

  此刻身在中央军校122号大楼里的钱大钧对于现在的南京城究竟什么模样是再清楚不过的了。记得战事刚刚开始之时,南京《新民报》曾发表社论说什么“(南京)不是重工业区,不是金融市场,也不是军事重镇,实在够不上敌机的轰炸,南京并不如一般想象之危险”云云之类,结果上海全面开战后的第3天,即1937年8月15日,日本海军便首次对南京进行了“渡洋爆击”作战。当天,20架隶属于日本海军“木更津航空队”的三菱G3M96式陆基轰炸机组成的机群对南京实施了大规模空袭,炸毁民房若干,伤及平民无数。而这一天却还只是日本人对南京进行的“渡洋爆击”作战的第一天。

  从9月19日这天起,日本方面又开始对南京城实施无差别空袭,医院、水厂、电厂一切军用民用目标尽皆成为日机轰炸的对象。仅仅在9月25日这天,日本海军、陆军航空队便出动飞机约百架,从上午9点半开始,对南京进行了长达7个小时的猛烈轰炸。此次空袭造成逾千名南京市民伤亡,更使得大片城区化作废墟。

  也正是从这一天起,南京,这座中国的首都第一次感觉到了战争的逼近。而随着日军空袭密度的增加,有人已经开始隐隐约约地担心起不过300公里之外的淞沪战火是不是会烧临到南京城下。

  平心而论,钱大钧也深知此刻淞沪方面的战局的确很不好,自从8月13日上海方面的保安部队和日本海军“上海特别陆战队”全面交火以来,这场双方都志在必得的战争就如同雪球样越滚越大。在张治中将军率部围歼虹口区等处的日本陆战队未果的情况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数次增兵上海方向,精锐的德械第36师、第87师、第88师等部队悉数奔赴大上海。

  而日本方面在一片“惩膺暴支”的狂妄叫嚣声中,也从国内动员了藤田进中将的名古屋第3师团、山室宗武中将的善通寺第11师团组成“上海派遣军”,由陆军大将松井石根统一指挥,开赴上海。随着日本陆军“上海派遣军”于8月底在沪西的吴淞口、川沙等地登陆,一时间中日两军的精锐部队如同对撞的火车般不可避免地在繁华的沪西地区展开了一场殊死搏杀。

  此时站在窗前望着笼罩在一片黑暗之中的古都南京,钱大钧的心情糟糕到了极点。比起遥远的华北战场来,上海方面的战局对于目前中华民国政府而言显得更为令人揪心。自卢沟桥事变以来,中日两军数以十万计的主力兵团已经在华北、华东两条战线上同时展开进行主力会战。

  不过与上海方面的胶着相比,华北战场之上日本陆军的进展似乎颇为顺利。7月底,平、津相继失陷。8月下旬,南口、张家口、宣化也落入敌手,晋北门户洞开。9、10月份,在日军强大攻势下,平汉线中国守军大面积溃退,保定、石家庄不守,山西方面也全线吃紧,太原成为危城。

  日本陆军满心期待的平汉路主力大决战却始终没有出现。但是根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所颁布的《国军作战指导计划》,华北战场上的中国军队基本达到“在平汉路正面与日军相持,实施柔性攻击,晋鲁两个侧面则利用山地固守,对正面日军构成掎角之势”的战略构想。

  而自日本陆军“上海派遣军”于9月初猛攻吴淞、宝山、狮子林一线以来,这场战争的规模也逐渐朝着失控的方向发展。战事的不利迫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频频从内地抽调更多的部队前去增援淞沪战场,无论是川军、桂军、滇军,还是中央嫡系,在“一寸山河一寸血,百万青年百万军”的口号下,他们同举着“抗日救亡”的大旗,义无反顾地奔赴淞沪前线。

  就在越来越多的中国军队从各方赶往大上海的同时,9月1日,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下令加速动员早已经在集结中的第101师团、独立工兵第11联队等部队。5天之后,即9月6日,日本海军军令部长伏见宫博恭王大将在上午时分,专门为海军用兵问题进宫觐见裕仁,奏称:“上海陆上的战斗迟迟无进展,必须增强陆军兵力。”

  伏见宫的这一奏称,事实上是日本陆海两军的共识。9月4日,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海军军令部举行联席恳谈会,陆海两军的首脑们一致通过了“在华北给中国军以最大打击,进入保定一线;在上海附近,以击退敌人的胜利结束战局,其时间大概是十月下旬至十一月初之间”的决议。

  面对执掌日本海军的四大世袭亲王之一的建议,天皇裕仁立即宣布召见陆军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大将前来商谈。而事实上老而弥辣的日本陆军首脑闲院宫早在参谋本部进行研讨之后便已着手准备增兵上海,于是在当天下午的晋谒中立即奏称:“内定增派第9师团、第13师团、第101师团及台湾守备部队前往上海,(同时)派遣4个后备步兵大队到上海。”在日本海陆军的沆瀣一气之下,日军增兵上海的工作迅速展开。而战争的规模也与所有善良人们的祈望向背,逐步走向无限扩大的深渊。

  9月7日,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决定台湾守备队于9月9日实施全面动员,组建重藤支队,归属上海派遣军建制下,火速驰援上海。重藤支队从名义上看似乎是一支小部队,事实上却几乎囊括了日本在中国台湾地区驻军的所有机动部队。在台湾守备司令部的作战指挥机关领导下,日本陆军的台湾步兵第1及第2联队、台湾山炮兵联队、台湾第1及第2卫生队、台湾临时自动车队、台湾第1及第2输送监视队悉数出动。而从支队长由重藤千秋少将出任便可以看出,所谓“重藤支队”其实际战斗力不弱于日本陆军一个混成旅团。

  根据《临参命第九十七号命令》将重藤支队派往上海战场的同时,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又根据《临参命第九十六号命令》从华北方面军抽调后备步兵10个大队、炮兵两个中队、工兵两个中队、野战重炮兵第10联队的1个大队、高射炮队(乙)5队,增援上海。在钱大钧这样的职业军人眼中,这些繁琐的番号本身便蕴涵着无比重要的信息。

  如果说就近动员台湾驻军驰援上海意味着东京方面也意识到上海战局已经危急到来不及从本土抽调兵力的话,那么众多后备部队从华北战场转移到上海则意味着,在连日的鏖战中气焰嚣张的日本陆军也开始无法承受巨大的伤亡,迫切需要补充新鲜血液。在前线的将士浴血奋战,给予入侵者以迎头痛击的同时,钱大钧在9月初便开始担心,一旦日军的增援陆续抵达,上海战区的形势必然更为严峻;而一旦把持着日本军队的那些老少战争狂们将注意力转向上海,那么未来出现华东战场的敌人数量必然呈几何速度增长。

  果然局势的发展如钱大钧所预料的那样,就在日本陆军第一批增援部队尚未完全开拔的同时,日本参谋本部作战课又进一步作出了动员第18师团的决定,这也就意味着日本政府开始进一步动员后备力量,与中国进入不惜耗损国力的“总体战”阶段。

  近代日本陆军的历史基本上可以追溯到1886年到1889年陆军省次官桂太郎、参谋次长川上操六所主持的兵制与军备改革,即1888年5月14日令废除带有地方治安色彩的东京、仙台、名古屋、大阪、广岛、熊本六镇台设置仿照西方近现代陆军编制的6个常备军师团。而其后虽然由于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日本陆军的师团数量几经扩充,但是到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前,日本陆军基本上保持着17个“常设”师团的合理规模。

  随着中日战争规模的不断升级,日本政府显然逐步失去理智和耐心,不顾国力的限制开始疯狂膨胀其武装力量。除了复活在1925年撤销的第13师团和第18师团之外,还组建以预备役兵员为主体的“特设”师团,在日本军方新一轮派往上海战场的部队之中,除了第9师团是战前便存在的常备军之外,第18师团、第101师团以及派往中国东北地区“待命”的第13师团均是由预备役兵员组成的后备军。

  虽然日本陆军战前只有17个“常设”师团,但是每个师团的退伍老兵均转入预备役,因此战时可以迅速得到扩编成特设师团,也就是说一旦日本的战争机器全力开动,其陆军兵力可以很快由现役的38万人扩充到74万人。

  而除了预备役兵外,日本的兵役制度之中还设有后备役兵88万人和补充兵役240万多人,各种兵役人员合计有448万多人。而反观中国,虽然有203万现役兵员,但是预备兵役和后备兵役却一无所有。因此战端一开,中国军队便很快呈现出后续乏力的状态。而日军却可以在迅速整补之后,仍保持旺盛的进攻能力。多年以来的积贫积弱,使得中国在国防动员体制、平战转化体制、军事指挥体制相对于日本均有着不小的差距。在这一点上钱大钧虽然身处高位,也只能报以叹息。

  9月9日根据《临参命第九十六号命令》从华北方面军转入上海派遣军的日军10个后备步兵大队开始依次到达战线。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立即命令这些后备步兵大队负责掩护登陆点,封闭各师团之间的间隙,并警备后方。而原先在这方面负责警备任务的各部队立即回归原先部队,集中兵力准备开始新一轮的进攻。

  9月12日重藤支队从台湾出发并于两天之后在贵阳湾实施登陆,按照上海派遣军司令部的命令,编入第11师团的指挥下作战。而随着第9师团、第13师团、第101师团陆续抵达。整个9月,日军利用其制海权的优势持续增兵淞沪战场,最终在华东战场上形成一个重兵麇集的强大攻击群。

  加上先期投入的第3师团、第11师团和日本海军陆战队,到10月初,日本陆军在上海战场已经投入了5个师团又1个混成旅团的庞大兵力,但其实并没有什么大的进展。在沪西的罗店、蕴藻浜等方向,日军的进攻屡屡不能得逞,虽然中国守军部队死伤惨重,浴血山河,但日本人每前进一步也要付出极大的伤亡。

  虽然沪西方向让日军死伤众多无法前进,但钱大钧却并不能说淞沪战场就是安全的。现在最让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担心的倒不是沪西战场,而是在于别的方向,比如浦东。

  “主任,余姚的第45师刘副师长发来的密电!”侍二组组长酆悌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来到了凭窗而站的钱大钧的身后。

  提笔签收文件后,钱大钧草草看完电文便叫住了正欲转身离去的酆悌。“委员长睡下了吗?” 钱大钧稍稍沉吟,最终决定开口询问道。

  “还没有!”酆悌意识到这个时候主任的询问并不会没有原因,身为“民国军机处”的成员,他第一时间联想到这也许就跟刘进副师长发来的密电有关。

  算起来刘进副师长也是侍从室系统的骨干了,他是在年初才由新编第6师副师长的任上调职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第二组少将参谋的。淞沪会战爆发后,原侍二组组长邵存诚被调到冯玉祥司令长官的第三战区出任参谋长一职,刘进便接任侍二组组长的位置。

  由于侍二组主管着军事参谋业务,并与陈布雷主任的侍二处所属第四组一起秉承蒋介石的旨意,综管军政机要,同属侍从室组织的核心,也因此蒋介石一直都对负责军事方面的侍二组是十分注意的。毕竟侍二组主管的业务,几乎包括了军委会所属的各重要部门和其他行政部门,从作战指挥、部队训练、国防装备到交通运输、后勤补给以及人事经理等等。

  无论是审阅一些来自各方面的建议和处理事务性的工作,还是代替蒋介石向战区司令长官电话传达重要手令,又或者凡是下面所不能决定或不敢决定的一些报告或请示的文件,都得经过侍二组,由参谋人员研究审核,签注意见送给蒋介石作最后裁定,几乎上传下达的工作都被侍二组所包囊。也正是因为侍二组的特殊性和重要性,所以关于组长和参谋人选,一般都是必须经过蒋介石亲自批准而后任用,没有他的点头和批示,谁也进不了侍二组,更别说是出任组长一职。不过也正是因为身为“天子近臣”,故而曾在侍从室工作过的军官几乎无不官运亨通、仕途坦顺。刘进也不例外,担任侍二组组长不过月许,他就被调往陆军第45师任副师长,所余侍从室一处二组组长一职由酆悌接任。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抬手敲开蒋介石卧室的瞬间,钱大钧低声叹息道。“刘建一发来的情报准确吗?”草草看完了电报之后,穿着睡衣的蒋介石以一口浓重的浙江奉化口音询问道。

  刘进调任戴民权的第45师任副师长的调令,是钱大钧亲自根据蒋介石的命令传达的,所以钱大钧很清楚这其中的缘由。曾久驻中原、此时也奉命调来浙江,担任慈溪、余姚至镇海要塞防务,防止日军由镇海、宁波西犯杭州的第45师虽然兵员充足,但毕竟未经过大的战争,加之部队原是由河南息县、汝南、固始、潢川等县的地方团队改编的,所以战斗力极为有限。

  为了加强对该部的控制和指挥,除了调侍从室第二组组长刘进为该师少将副师长之外,同时蒋介石还令参谋本部调正在福建指导国防工事的王宏谟为该师少将参谋长,协助刘进整顿第45师。说白了,以侍从室嫡系的刘进和参谋本部的王宏谟为副师长、参谋长,也就是为了架空第45师师长戴民权。

  在得到钱大钧肯定的回答后,蒋介石对于戴民权违抗自己的命令,不愿将部队拉到松江一线布防,显得颇是恼怒。书桌上叠放着的那几份由戴笠递呈上来的报告已经可以说明浦东方向目前所潜在的危险了,如果不是担心日军很有可能在浦东方向实施登陆作战,也无需将他戴民权的第45师调至松江一线。

  身为侍一处主任钱大钧深知情报部门汇集来的各种支离破碎的军事情报,已经让这位并不擅长大兵团指挥的蒋介石委员长有些焦头烂额。日本陆军向来强调迂回进攻,目前淞沪正面的战局虽然已经到了极为不容乐观的地步了,但是对于南京国民政府而言,更为迫切的显然是判断出日本方面下一步的进攻方向。

  日本军队直接在上海登陆之后,虽然可以得到优势海空军的支援,但是战场正面毕竟相对狭窄,兵力无法展开。而即便在一点取得突破,也必须要面对中国军队辽阔的纵深防御,且由于战场地区河网纵横,日本陆军在亚洲区域处于领先地位的机械化部队无法像在华北平原那般狼奔豕突。

  因此在上海战事不断扩大的同时,国民政府始终关注着日本军队在长江三角洲两翼发动迂回登陆作战的动向。日本军队是东亚地区当时最富有两栖登陆战经验的军队。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日本陆军均有过两栖登陆抄袭敌后的战例。因此在1936年底,国民政府参谋本部拟订的《民国二十六年度(1937年)作战计划》便明确提出:“敌国之军备及一切物质上,均较我优势,并掌握绝对制海权,且在我华北造成强大之根据地。故其对我之作战方针,将采取积极之攻势。”

  而根据国民政府事先的判断,战事爆发后,日军“主战场以华北为中心,并以有力之一部,沿平绥路西进,及由山东半岛、海州等处登陆,截断我南北联络线,策应其主力军之作战,以囊括我华北全部,同时一部由扬子江口和杭州湾上陆,以掠夺我资源,威胁我首都”。

  针对日本方面的海上优势,《民国二十六年度(1937年)作战计划》中便明确提出:

  国军以复兴民族、收复失地之目的,于开战初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于规定同一时间内,将敌在我国以非法所强占各根据地之实力扑灭之。并在山东半岛经海州及长江下游亘杭州湾迤南沿海岸,应根本扑灭敌军登陆之企图。

  可见国民政府方面对日本可能在战区侧背实行两栖登陆作战并非全无预期。但是有预期是一回事,反登陆作战的具体部署却又是另一回事。长江入海口和杭州湾加在一起有数百公里的海岸线,处处设防显然并不可能,因此国民政府将主要的注意力集中于南京——江阴一线。在长江海防方面,整理顺序为“先求巩固长江下游之江防,其次渐及浙、粤、闽、苏、鲁诸海岸”。为此在上海战场正面鏖战的同时,南京作为中华民国的首都如何防御日本方面可能展开的两栖登陆作战,此刻也已经被提到了军委会议事栏中。

  作为自明朝以来中国经济的心脏,长江三角洲地区在中国海权沦丧的近代始终是外敌入侵的首选目标,而扼守长江入海口的南京更可以说是长江三角洲的咽喉所在。1934年,国民政府的参谋本部就曾拟就了一份《南京方面之防御方案》,同时还有一份《首都上下游渡河准备方案》。

  两者之间最大的不同是,前者是南京防御作战的具体方案,而后者则是一份如南京陷入重围,首都卫戍作战失败后的具体渡江撤退方案。同一年,参谋本部还草拟了《南京防守计划》及《对敌袭击首都之防御要领》,几乎每一份方案、要领、纲要的制定,都是国民政府对日备战的积极体现。

  事实上早在1932年1月28日,面对突然发生在上海的“一·二八”事变,便促使南京国民政府在开始拟制国防计划的同时,不得不去考虑南京——这座民国首都的防守问题。虽然那场爆发在沪西的军事冲突最终以中日双方签订《淞沪停战协定》而平息,但却也使得当时的国民政府参谋本部得出以下共识:“一旦中日战争再度在上海爆发,日军必将在优势海空力量的掩护下,以精锐部队沿京沪铁路并溯长江向南京进攻。”

  1932年12月,按照最高当局的指示,参谋本部就在部内秘密成立了城塞组,并以参谋次长贺耀祖为城塞组主任,主要任务是在德国军事顾问团的指导下,整修长江沿岸的江阴、镇江、江宁等地,构筑江防要塞,并在南京以东地区构筑国防工事。而这也是1934年参谋本部拟就《首都防御作战计划》的开始。

  让钱大钧颇为苦恼的是由于国民政府奉行错误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国防目标,几年以来国军主力一直在江西一线对中央苏区进行围剿,故而拟定的《首都防御作战计划》早已沦为了纸上空谈。这倒不全由于国民政府的效率低下,而是因为工程材料和工兵部队大多在第五次苏区围剿中,被派遣到了赣东前线,实施所谓的“铁壁合围、广筑堡垒”的进剿计划去了,所以准备修筑的国防工事只能一拖再拖。

  直到1935年,中日两国军队在华北发生了新的冲突,“绥远事变”、长城抗战的枪声响起,一场由日本人在背后唆使、一些汉奸逆贼上演的旨在使华北脱离中央的所谓“华北自治运动”而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南京国民政府这才发现,停滞了一年的首都防御作战准备是多么重要。

  尽管从这个时候开始,对于日本的蚕食侵略政策有着清楚认识的国民政府立即开始了全面抗战的作战准备工作,但留给国民政府的时间却已然不多了。华北局势日趋紧张,日本陆军在天津等地的“驻屯军”频频与第29军宋哲元所部在平津地区发生对峙,整个热察绥冀地区已然火药味浓重。这种情况下,国民政府的全面对日备战尤其是首都防御部署才开始“临时抱佛脚”。

  1936年2月,由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督促建设的吴福线和锡澄线两道国防工事线基本完工,这两道在京沪之间的主要防御方向上修筑的国防工事线不仅组成了南京外围的主要战线防御阵地,同时也是整个京沪之间的重要守御地带。而在南京地区,在军委会督促下,由德国军事顾问团指导,也开始构筑了外围和复廓两道阵地。

  自大胜关起,沿牛首山、方山、淳化镇、青龙山、栖霞山,直至乌龙山要塞,这一条防御线是所谓内卫线的外围防御阵地,而以明代修建的绵延数十公里的南京城垣为内廓,环城以雨花台高地、工兵学校、大校场飞行场、孝陵卫、紫金山、幕府山要塞炮台一线为外廓,从而构成了内外廓相呼应的复廓阵地。另以城内北极阁、清凉山等高地为核心,筑成坚固的核心防御据点,从而形成了点、线、面防御结合的工事线。

  钱大钧清楚地记得,1935年12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曾在南京附近举行了一次有着重要意义的军事演习——冬季大演习,地点就在南京的内外廓阵地之间。参加演习的部队也全是中央军的头等主力,如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第87师、第88师和第36师等等。演习分为东、西两军,双方以攻防国民政府首都——南京为目的,在城东南地区进行了一次具有很强模拟性的攻防对战。

  虽说是演习,但这场由训练总监部总监唐生智上将直接指挥的推演性质的军演,却极具规模,也有着极强的军事指导意义。除了两军对战性的模拟攻防之外,与此同时,各防御区也进行了局部演习,各要塞防守区更是模拟了“对敌舰射击、各炮台之间的联络、步炮协同、对上陆之敌攻防以及夹江临时封锁”等科目,而海军也演练了以布雷作战的方式来封锁江面的作战科目。

  现在看来,虽然国民政府担心会刺激到已经蠢蠢欲动的日本军方及政府,同时也是为了保守战术、技术上的秘密,为以后随时会发生的中日对战做好准备,1935年的那场大规模的陆、海军冬季大演习几乎是在较为秘密的状态下进行的,但却对于当下的局势具有着一定的指导意义。

  尽管20世纪30年代初起,参谋本部就开始秘密制订《京沪保卫战设想和计划》,并在上海与南京之间准备针对日本进攻的作战部署,但始终没有做过认真的推演论证。而恰恰在那次冬季大演习中,政府直接以日军为假想敌,以南京遭到攻击为假想模式而展开的军演模拟了参谋本部及军委会一直所考虑的首都防御作战思路,即“候敌至汤水一线,利用复廓阵地消耗敌之战力,最后诱敌深入到紫金山以南地区而歼灭之”。而参谋本部在1934年所拟就的《南京防御计划》的方针也同样是“警备队以保卫南京之目的,须以相当之兵力及全区要塞击破或抵抗敌方海陆空军之攻击为要”。

  然而无论是当时跟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亲临演习现场视察的钱大钧,甚至当年的裁判长训练总监部总监唐生智上将恐怕都没有想到,短短一年之后,南京很快就暴露在日军兵锋之下。因此从1934年8月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密令 战字第3652号》、8月21日的《参谋本部至军事委员会呈》开始,到1935年7月8日的《江宁区狮马两台要塞堡垒地带整理会议记录》、9月的《参谋部本军政部致军事委员会呈》都在反复强调南京外线的工事构筑及防御部署情况,但直到8月下旬,淞沪战事全面升级,松井石根指挥的上海派遣军由吴淞口、川沙镇登陆之后,在面对日军由守势作战转为强大攻势作战的情况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才真正开始重视南京的防御问题,这不得不使军委会多少有些手忙脚乱。

  9月2日,军委会下令责成军事委员会执行部与南京卫戍司令部迅速修整南京地区工事,制订防御计划,同时责成第三战区派军修整,加强吴福线、锡澄线两道国防工事,以备淞沪作战部队在万不得已时,可退守后方既设阵地,作韧强之抵抗,以巩固首都。

  而也就在同一天,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致电军政部长何应钦:“首都附近各线阵地,应即编成。招募民夫,由教导总队派兵指导赶筑工事,赶筑工事,应分为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何应钦部长批示:由徐参事约集南京警备司令部参谋长、教导总队长及该队参谋长等,于今晚会商遵办。

  9月3日,何应钦部长便致电谷正伦、桂永清,要求他们立即按照蒋介石手谕赶筑南京防御工事。而在9月9日,不放心的蒋介石委员长又亲自电告军事委员会军法执行总部副总监、南京卫戍司令兼宪兵司令谷正伦将军:“已电令第53师、第77师、第121师迅速开赴南京,归南京卫戍司令部指挥,加强首都附近之工事。预定第77师担任常州、宜兴、长兴一带守备作战,第53师担任浦镇、滁州一带防御,第121师担任句容、天王寺一带防御”

  关于吴福线野战工事之构筑,本日在苏召集上官军团长云相、张总指挥钫、鹰屋顾问及其他相关幕僚商讨,决定如下:(1)由上官军团长负全般战术上指导之责,由杨副主任负技术上指导及材料准备之责。(2)筑攻部队由第三十三师之三团附民工七千人,担负福常段,第七十六师之四团附民工一万三千人,担昆汤湖以南头西塘镇一带之工事

  在雪片样纷飞的电文往来中,在军事委员会军法执行总部的敦促下,南京卫戍司令部迅速制订了南京防御阵地编成计划,并上报。其主要思想为:以大胜关至龙潭之线原国防工事为南京东南主阵地,以雨花台、紫金山、银凤山、杨坊山、红山、幕府山、乌龙山、栖霞山一线为复廓阵地;在长江北岸,以浦口为核心,由点将台、江浦县为主阵地,与东南主阵地夹江形成环形要塞。

  预计使用兵力为:江南阵地为4个军,其中主阵地带部署3个军,复廓地部署1个军,江北阵地部署1个军,总计5个军的兵力。但该计划虽经统帅部核定批准,但却没有得到实施,甚至就连预定调用的部队都未能落实,第53师、第77师未能按时进到南京,第121师及第167师到达南京后又立即被调走。整个作战计划从制定之初就成了一张废纸。

  首都南京都尚且如此,何况杭州湾。杭州湾不乏有利于登陆的沙滩,明代倭寇扰浙时,即在此登陆,但是在战前这一地区并没有构筑太多的海防工事。直到8月20日,蒋介石委员长得到金山卫有日本海军的斥候登陆侦察的情报,才指令“严防”。但是10月18日,军事委员会第一部作战组情报提出,日军有在杭州湾登陆企图,但估计登陆部队最多一个旅团,不会对上海战局产生太大的影响。

  这一说法粗看颇为可笑,日军有登陆的企图又凭什么认定其规模一定会控制于一个旅团之内呢?这一点很大程度上与10月杭州湾的气候和水文均不利于大兵团的登陆作战不无关系,而且国民政府方面也曾专门勘探过从杭州湾到浏河口的全部海岸、江岸线情况。

  其中杭州湾的新仓到澉浦段,不适于登陆兵上岸;而从海盐到乍浦段,只能容一个师左右的兵力登陆,而且登陆后的部队不便于向纵深发展。柘林迤东、迤北到老港(南汇县),暗礁和浅滩较多,无良好的港口和海湾,且岸上10至15公里纵深没有通往内陆的良好道路,也不利于联合登陆作战。白龙港到吴淞口地段,海岸航线水位很深,大型船舰可直接靠岸,其不利条件是海面沙滩很多,航道狭窄,大批舰只拥塞航道,容易受地面炮火袭击;且上陆后,不易于登陆兵的战役展开。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国民政府在杭州湾方面并没有部署太多的兵力。当然上海正面战场上的鏖战也使得中国军队多少有些顾此失彼。淞沪会战前期中国军队的准备工作做得并不充分,无论对敌情了解或部队训练(尤其炮兵的训练)都远离理想,因而进攻一开始就立即受到日军顽强抵抗。而随着战事进入胶着状态,中国军队虽然不断增援投入部队,却不得不调整为守势。中国兵力处于劣势,日本陆军却不断地以攻为守,采取中间突破为轴心的全线进攻策略以保证不给数倍于己的中国军队喘息的机会。

  这种以攻为守的战略使得日本陆军上海派遣军可以以十万之众制衡数十万国民政府的精锐部队。但是中国军队全线死守,寸土不让,以数倍牺牲的代价消耗日军,最终双方都打得异常惨烈艰苦,往往一个镇落据点反复易手十余次之多,致使日军中间突破的战术收不到迅速摧垮中国守军的效果。而由于弹药消耗太大,火力强悍的日军此时甚至开始以弓箭浸蘸汽油点燃后向中国守军射发。

  松井石根很清楚他不能停止进攻,而南京方面为了民族的延续而停止干戈的国民政府各派大佬也很清楚时间对于中国更为有利。因为从8月下旬开始,中国增援部队即源源不断地开赴上海、江浙一带。川、黔两省部队于8月底9月初动员出发,“沿湘黔公路徒步行进,到湖南辰溪,乘木船至常德,再换轮船经洞庭湖抵达长沙”,于10月初到达上海前线月中旬开抵徐州、海州一带布防,后又增援上海。尽管在当时情况下,交通不便,通讯困难,部队机动性差,增调部队涉及问题很多,但是毕竟持久战对于在本土作战的中国军队是有利的。所以中日双方虽然都深知上海并不是一个合理的战场,但却始终紧紧地互相咬住。

  在整个10月份,淞沪的战局都完全可以用“惨烈”这个词语来形容。无论对于中国军队,还是日本军队来说,在结束了罗店这个血肉磨坊的争夺之后,双方围绕着大场镇及苏州河的激战同样是惊心动魄。9月30日之后,日军加强兵力向国军防守阵线压迫,中国军队的左翼逐渐退守蕴藻浜右岸、杨泾河西岸至浏河镇一线,此时国军防线整体已经变形:左翼已经成为整个防线的中央,则中央作战军却挤到了京沪铁路一带,而右翼作战军为加强中央部位已由原杭州湾北岸逐渐偏移至左翼军的右侧。

  日军连续不断向蕴藻浜方向猛攻,国民政府即将新调来的桂系第21集团军廖磊所部增援。经十几天的战斗,左翼作战军防线公里。战区顾忌日军突破大场威胁中央作战军的侧翼,便于10月19至21日组织了一次反攻。反攻以第15集团军罗卓英所部、第19集团军薛岳所部、第21集团军等单位为主力,以蕴藻浜方向为重心,但由于国军接连两月苦战,素质较好的老兵伤亡巨大,各单位之战斗力大大下降,反攻很快被日军各个击破,此后国军防线逐渐向西偏离上海市区,但上海方向的日军亦因伤亡损耗巨大,无力有效突破歼灭国军。

  10月26日,日军在付出惨重伤亡之后,攻占了沪西军事要地大场镇。随即上海派遣军司令部下令,以第11师团主力插入到第9师团、第13师团之间,进入南翔东面掩护军主力的右侧,而第101师团、第3师团、第9师团、第13师团则是沿着大场——真如公路向西推进,但这才只是苏州河鏖战的开始。由于大场失守,中国军队内线的闸北、江湾阵地均受到日军威胁,故而面对着侧背之威胁,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遂于10月26日下令向苏州河南岸江桥镇、小南翔之线撤退,留置一部于苏州河北岸各要点,阻止日军。而此时在攻占大场镇并迅速达到了切断沪宁铁路的目的后,日军上海派遣军所属各师团已推进到了苏州河一线联队长谷川幸造指挥的谷川支队突破江湾镇附近,转入西南方向,并回到第101师团属下。海军上海特别陆战队则在27日至30日占领了闸北一线,完成了对该地的扫荡作战。随后从10月29日开始,日军又开始向苏州河南岸发起猛攻,并于30日,分别由周家宅、陈家渡两处强渡苏州河后,继续向前推进,在厅头镇与中国军队接连发生激战。

  在突破厅头镇为中线的防守姚家宅阵地的黄维第67师所部阵地后,吉住良辅第9师团随即从侧翼包围了第67师第402团,并对控制在该地八字桥的师预备队第398团发起猛烈进攻,以牵制第398团增援一线团在右翼阻击藤田进的第3师团,所以根本无法策应到第402团的方向,所以日军第9师团主力从2日起便沿着打开的突破口渡过北新泾,同时师团主力以优势兵力突击厅头镇方向,并以猛烈炮火集中轰击第67师防御阵地,掩护其步兵逐步压缩第402团的阵地。

  虽然守军第402团最后仅占有镇端一角,但仍坚持逐屋战斗,死守不退,以致全团官兵皆伤亡殆尽,副团长张培甫、营长李俊等军官先后阵亡,团长赵天民亦身受重伤。然而正是该团所牵制,加之第67师反复从正面实施反击,大批中国军队又从苏州河北岸的南翔方向实施增援,故而在进入苏州河南岸之后,第9师团右侧彻底遭到了中国军队的压制,一时间进退两难。直至4日,第3师团部分兵力渡过苏州河,上海派遣军司令部同时命令第11师团攻击江桥一线,双方的这番厮杀才算告一段落。

  在11月4日这一天,虽然第9师团占领了狄港附近,并将师团主力集结到了苏州河南岸地区,但是第3师团方面则因为中国军队的顽强阻击,而进展不大,该师团目前进入苏州河南岸的作战部队只有4个步兵大队,且没有能够扩大战线,只是从北岸蚕食着中国守军的侧面阵地,准备发动新的进攻。而第13师团和第11师团则干脆没有进展。

  苏州河的河水被中日双方士兵的鲜血所染红,其惨烈程度让双方指挥官感到触目惊心,战局的僵持甚至让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于11月3日——明治节这天,在自己的阵中日记写下了这番话语:

  今天是明治节日,我原先计划是首先占领嘉定、南翔,然后占领全上海,以此来欢庆这个节日,但事与愿违。特别是我们至今才千辛万苦地得以扫荡了上海西部敌军。现在,好不容易才夺取了苏州河南部的一小块地区。而南市和浦东地区依然在敌人手中。这个节日就在目前这种局势中到来了,真是羞愧至极

  但是在正面战场之外,一个重要的信号却被鏖战之中的中国军队一线指挥官所忽视了,那就是由重藤千秋少将指挥的以台湾守备部队为主要构成的重藤支队和日本陆军步兵第22联队长永津佐比重大佐指挥的永津支队开始将兵力向月浦镇东南地区集结。此时,无论是身在南京的钱大钧,还是淞沪战场上的普通一卒,谁也不知道,一直担心的浦东方面要出大问题了。

  事实上早在日本军部制定的《昭和十二年度(1937年)对华作战计划》中就有在长江三角洲两翼登陆夹击的方案:

  在扬子江下游地区作战时,以约三个师团在扬子江下游,距离上海西北七十五公里的白茆口实施登陆,另以两个师团为基干的一个军在距离上海西南七十五公里、杭州东北亦约七十五公里的杭州湾——乍浦附近实施登陆。随后两个方面同时向南京进攻,占领南京、上海、杭州的三角地带。

  因此对于杭州湾,日本军部情报人员早已进行了细密侦察,并搜集了相当数量的地志资料。在上海方面陷入拉锯战,中国军队死战不退,特别是10月4日,新近抵达战场的第3师团、第9师团都逐渐展开之后,在淞沪战场上,日本陆军所得到的结果却是伤亡率节节攀高。为了打开这种局面,东京方面不得不采取新的措施。

  此时对于日本方面而言,华北的战线已经拉得太长,虽然参谋本部将今后的作战计划上奏天皇时,还气焰嚣张地提出:“山东省在政治和战略上具有极大的价值。现在华北方面战况进展顺利,因此现在如果允许以追击的余势进行山东作战,另以精锐兵团在海州附近登陆,进行陇海线方面的作战,摆出夹击山东并攻击南京的态势,将是目前极为恰当的作战。”

  但是随后却又宣称:“但是反观上海方面的作战,预料在最后完成任务之前,今后还不能不花费相当的时间和付出损失,而且这已经成为国内外瞩目之地。如果在上海完全被我方控制之前,北方生变,将发生令人极其忧虑之结果。因此目前刻不容缓的紧急任务就是迅速结束上海战局。”

  这一堆华丽的辞藻背后其实只有一句话——日本陆军必须改变目前的战略部署,将华北战场上的机动部队抽调到上海战场上去。国际社会是否会因为上海久攻不下而开始怀疑日军的战力,本国人民会不会在狂热中体会到挫败与死亡的忧虑,其实都是托词。日本陆军的高层很清楚:此消彼长,上海方面如果再不能打开局面的话,松井石根的派遣军最终将在不停的进攻中耗尽最后一丝气力。

  不过日本参谋本部深知抱薪救火的愚蠢,因此最终决定新派遣到上海方面的兵团,将不作为上海派遣军的增派部队,而是以之作为另一个军,投入作战之中。10月9日,参谋本部正式决定在杭州湾北岸实施登陆作战,次日又进一步确定在上海西南方向的金山卫附近实施登陆作战,考虑到是从华北方向抽调部队,登陆作战时间初步定于10月30日。而在此期间,上海派遣军方面应该继续保持自己的独立作战计划。

  由于制定派遣第10军去上海作战的计划十分突然,所以日本方面在调集作战器材,尤其是有关船舶器材都比较困难,加之还有参谋人员提出杭州湾的水文、气象情况对登陆作战均十分不利。因此在计划制定之初,第10军实施杭州湾登陆作战的计划似乎只是参谋本部的一个空想。

  然而参谋本部第三部长冢田攻少将、第一部作战课长武藤章等人却力主实施这个计划。在一番争执之后,虽然预料到会有相当多危险和困难,但考虑到登陆作战后,战略态势的有利一面,参谋本部还是决定坚决实施。

  而关于在上海方面重新使用兵力问题,参谋本部决定把现有兵力、从华北调来的部队以及国内已经动员的部队合在一起使用,所以没有直接在国内再次实施动员和派遣更多的兵力。但是由于当时陆军省、参谋部内还留有浓厚的“不扩大”方针的意见,特别是参谋次长多田骏的慎重态度,加上要得到新的预算、进行部队集结、补充必需物资等因素,所以陆军参谋本部采取了宁拙而求速胜的办法,依次实施作战准备。

  其实早在10月4日参谋本部就以《临参命第五百五十五号》指示:“第18师团应进行登陆作战训练。”第18师团是根据9月11日的《临参命第一百零二号》准备派到满洲的,20日实施动员完成后,即在北九州集结。而于10月6日参谋本部以《临参命第一百一六号》命令第8师团顶替第18师团到满洲入列关东军司令官属下之后,这个师团事实上已经成为了可以运用于任何战场的机动部队。而关于从华北调兵的问题,10月5日参谋本部就下达命令,调遣两个师团的兵力在平津地区集结,23日又命令1个师团在平津地区集结。所以当参谋本部于10月9日作出调遣决定的时候,第10军的基干力量很快便集结完毕。

  就在日本方面磨刀霍霍之际,国民政府内部却出现了严重的战略分歧。中日两国的国力强弱悬殊,因此“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长期对日本采取妥协退让政策,而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也一时摸不清日方底细,方针难定,甚至在日记写道:“彼将乘我准备未完之时,逼我屈服乎?”“将与宋哲元为难乎?使华北独立化乎?”“决心应战,此其时乎?”“此时倭无与我开战之利。”这些钱大钧都是知道的。

  而在国民政府内外,更有一部分人积极主和,或者设法推迟大战时间。在国民政府内部,以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徐永昌为代表,他认为,中日空军力量之比尚不足一比三,抗战准备至少尚须6个月。因此7月14日,徐永昌便致函军政部部长何应钦,主张“和平仍须努力求之”。

  而在国民政府的知识阶层中,胡适、蒋梦麟等精英人士也都主张“忍痛求和”,认为“与其战败而求和,不如于大战发生前为之”。为此,胡适两次面见蒋介石。7月30日,他向蒋介石提出“外交路线日,他又向蒋介石建议,放弃东三省,承认伪“满洲国”,以此解决中日两国间的一切“悬案”,换取“东亚长期和平”。

  可笑的是直到8月6日,胡适还要求在大战之前作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他在面交蒋介石的书面建议中提出:1.近卫内阁可以与谈,机会不可失;2.日本财政有基本困难,有和平希望;3.国家今日之雏形,实建筑在新式中央军力之上,不可轻易毁坏,将来国家解体,更无和平希望。胡适甚至天真地认为只要中国作出让步,就能在中日间维持五十年的和平。

  和、战是攸关国家命运、前途的大计,钱大钧深知蒋介石的心里不可能没有矛盾。7月16日,蒋介石邀集各界人士158人在庐山举行谈话会,讨论《应战宣言》。该《宣言》空前坚决地声称:“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但是,对于这份宣言应否发表,何时发表,众议不一,蒋介石自己也犹豫不定。在当天的日记赫然写着:“宣言对倭寇影响为利为害?应再研究。”直到7月19日,蒋介石决定排除阻力,公开发表《应战宣言》,“再不作倭寇回旋之想,一意应战矣”。但是为了减少这份《宣言》的冲击力,蒋介石还是将之改称为“谈话”。

  庐山谈话的措辞空前激烈,但是,蒋介石并没有下决心关闭“和平解决”的大门,所以同时表示:“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因此当国际联盟定于11月3日在布鲁塞尔召开“九国公约”会议,讨论中日战争问题时,蒋介石原先已听取了白崇禧、陈诚等人建议,决定放弃上海,采取持久战策略,全军退到上海外围既设之国防工事固守,抗击消耗日军的决策却发生了动摇。

  11月1日夜10时蒋介石偕白崇禧、顾祝同等人乘火车,冒雨来到淞沪前线中央军总部驻地南翔,在一所小学里召集由师长以上将领参加的紧急军事会议。在会上蒋介石说“九国公约”会议对“国家命运关系甚大,我要求你们作更大的努力,在上海战场再支持一个时期,至少10天到两个星期,以便在国际上获得有力的同情和支援”,“上海是政府的一个很重要的经济基地,如果过早地放弃,会使政府的财政和物资受到很大影响”。

  会后,宣布撤销原本已经下达的撤退命令,要求各部队继续坚守原先阵地。新命令传到阵地上,官兵上下一片哗然,短短时间内命令两次反复,使得中国守军士气大受影响,一些已经卷好铺盖要走的士兵只好又匆匆返回阵地,淞沪战场之上的部队秩序第一次开始出现了混乱。

  据说“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前,国民政府陆军大学聘请的一个日本战术教官酒后曾吐真言说:“中国的金山卫、大鹏湾,还有广西的北海,都是登陆的好地方。”这个故事是否确有其事恐怕无法得到考证。但是金山卫地区背江临海扼杭州湾咽喉,襟带江浙,东北距上海60多公里,西离杭州100多公里,西北抵苏州嘉兴仅半天路程,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这里地形开阔,可以容纳3个师的兵力同时登陆,而且这里有3条公路、1条铁路通往上海,同时又有经太湖南岸通往南京的交通线,便于登陆部队的后续战役展开。

  但是这个方向上中国军队的防御力量却比较薄弱,只有粤系张发奎所统率的第8集团军4个师又1个旅的兵力防御着350公里的海岸线。随着淞沪前线师,驻守全公亭至柘林之线师又移防浦东,原防区全部由63师接防。此时,金山卫仅有第63师373团的两个连,分别部署在金山卫的海月庵和平湖白沙湾的东司城,另还有第55师炮营3连部署在全公亭海天寺。

  这一明显的防御漏洞早已为日本军方所洞悉,参谋本部决定“以第18师团、第6师团、第114师团、第5师团的一部编成一个军,作为上海方面增派兵团。从华北运送部队,预定10月20日登陆,以杭州湾乍浦作为登陆点,从第5师团抽调的部队作为登陆作战先头部队”,日本方面迂回侧击的最后准备工作也就随之展开。

  10月9日,日本陆军参谋次长多田骏向华北方面军发出函牒,要求以1个常设师团及第5师团的1个步兵联队为基干的部队于10月20日前后开始登船,在塘沽附近实施集结。日本陆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大将、参谋长冈部直三郎少将、副参谋长河边正三少将经过商议之后,考虑到谷寿夫中将的第6师团攻占正定后正在实施追击作战,于是从板垣征四郎的第5师团中抽调的步兵第9旅团为基干(缺步兵第11联队),加上独立山炮兵第3联队(缺第2大队)以及其他部队合编的国崎支队已经在保定集结中,遂以这两支部队作为华北方面军抽调的作战部队,组成派遣部队基干。

  而本来已经入列关东军编制的第18师团则是在海军的协助下,从10月9日起,在五岛群岛开始登陆作战训练。次日,也因为下村定第一部长考虑到方案已经成了陆军省、参谋本部的普遍意见,所以陆军大臣杉山元拜会了海军大臣米内光政,讲述了相应的使用兵力的决定,并把登陆地点定位金山卫城,准备在10月30日,以第6师团、第18师团作为首批登陆部队,同时登陆的几个决定报之以海军,要求海军给予协助。

  10月12日,陆军参谋本部下令第11次动员,13日作为动员第1日。动员部队包括七号军司令部(第10军司令部)、第114师团、独立机关枪第8大队、独立山炮兵第2联队、独立工兵3个联队(甲乙戊)、后备步兵12大队。同一天,多田骏陆军参谋次长以电报向华北方面军发出函牒“已决定将第16师团调出”。

  要求华北方面军将中岛今朝吾的第16师团也抽调出,当时第16师团正在邢台东面地区,而华北方面军则准备将该师团调到德州方面,准备接下来的济南作战。在已经集结了空前强大的攻击力量之余,日本陆军犹嫌不够,在这个时候要求增派第16师团,可见上海派遣军的战况不是很好。

  此时上海战场上松井石根预计10月14日攻击大场镇的计划已经被迫延期了,而上海派遣军编制内唯一的一个第二线师团也已经投入到作战中。因此参谋本部第一部不得不线军展开登陆作战的同时,上海派遣军能否给予充分的协助,所以参谋本部第一部又于10月16日就“是否增加兵力”进行了作战研究。次日作出决定,从华北抽调第16师团派遣到上海,归属到上海派遣军司令部指挥下,与第10军登陆作战进行配合。该师团将从白茆口进行登陆,这一计划在得到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的批准之后,立即着手开始实施。

  10月20日,海军军令部下令组成中国方面舰队,司令官由原第3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中将出任。下辖部队除了原先就在上海外海的第3舰队之外,中国方面舰队还增加了以丰田副武中将为司令官的新近组成的第4舰队,下辖第8战队、第12战队、第1水雷战队、第4水雷战队,以“足柄”号巡洋舰为旗舰的第4舰队将负责海州以南的中国沿海作战,协同第10军的登陆作战行动。

  同样还是这一天,陆军参谋本部以《临命第五百七十五号》对新编组的第10军以及上海派遣军下达了指示:

  为了第十军的作战,关于与海军的协同作战,须以《参谋本部与军令部关于杭州湾方面的作战协定摘录》为依据;关于航空作战,须以《陆海军关于华中方面作战的航空协定(修订)》为依据。上海派遣军司令官为了援助第十军的登陆,须在登陆前进行必要的侦察,以航空部队在登陆时进行登陆掩护,此外给予兵站和交通等方面的援助。

  陆海军协定中的主要事项要求:“第10军司令官与第4舰队司令长官须协同作战。”其中着重强调了运送及护卫,要求除军战列部队在集合地集合外,其他从国内直接运送。以五岛方面及八口浦(朝鲜木浦海面)为集结地,大概定于10月下旬集合完成。陆军部队在集合地进行必要的训练,海军对之给予协助。

  预定登陆的第1日为10月底或11月初,以船舶从集合地运送军战列部队,大概分为两个梯团,每个梯团约50只船舶,航行时间约为一天。军直部队的一部及兵站的主力,继上述部队到达马鞍群岛,此项运送由船舶运送司令官安排,而后根据情况适当处理。在登陆地的选择上预定登陆地“在金山卫城东西两面海岸,预料在敌前登陆”。

  为了能够掩护部队顺利上岸,登陆采取奇袭行动。登陆地当天,第4舰队将炮击奉贤、柘林、金山卫、乍浦、海盐等地点,同时还要求“若可能再在镇海进行佯攻及炮击”。同时为了便于陆军的登陆以及以后的奇袭式前进,以第4舰队所属的航空部队及根据情况调来的其他航空部队协同第10军作战,要以陆军渡过黄浦江以前为最重要时机。特别须把握登陆时的制空权及摧毁以后来自上海、苏州、杭州方面的中国军队集中救援队企图。有关细节要求须由第10军司令官与第4舰队司令长官协商。

  消灭华中方面的敌空军势力,主要由海军担任。陆军担负为直接协助该方面陆军部队作战的一部分航空作战。海军飞机按照需要攻击空中及陆地的敌人,对运送陆军部队的海上护卫及到达登陆地前后进行掩护。陆军部队登陆时及其作战初期,海军负责对陆军部队进行协助,空中作战主要由海军担任,陆军担任其中一部分。兵力使用上:陆军(上海方面)侦察两个中队、战斗、轻轰、重轰各一个中队。海军(华中方面)第一、第二联合航空队和第一、第二、第三航空战队。

  而参谋本部起草的《第十军作战要领方案》的基本原则也以此方案为根据,即方针为“军须与海军协同在杭州湾北岸登陆,尽速推进到上海西南地区,同上海派遣军一起消灭上海周围的敌人”。

  第一期的作战目标是第十军以第十八、第六师团配属第五师团国崎支队为第一线,在金山卫东西两面海岸进行敌前登陆,接着以第一一四师团和第一、第二后备步兵团及必要的军直属部队登陆,迅速而且是急袭式地前进到黄浦江一线。第十八师团在金山卫东面海岸登陆,以一部使之对着金山卫城东北侧,主力要尽速前进到松江西南面黄浦江一线。

  第六师团配属国崎支队在金山卫城西面海岸登陆,使国崎支队面对金山卫城西北侧,以第六师团主力经金山,向松江西面地区前进,切断沪杭铁路。第一一四师团则在第十八师团的后面登陆,由其右侧地区向闵江渡口附近前进,根据情况以精锐的一部或者主力向浦东地区前进,策应上海派遣军的普通部队作战。第一、第二后备步兵团则紧跟第六师团,使其一团面对乍浦镇方面,另一团担任金山卫附近登陆地一带警备。军直属部队、山炮兵部队、工兵部队、架桥材料的主力等则分别增配于各个师团。

  第二期作战目标则是渡过黄浦江及向上海南面、西面前进。经过若干整顿准备后,以一部从闵行方面,以主力从松江西南方面渡过黄浦江向上海南面和西面地区前进,与上海派遣军合力消灭上海周围的敌人。根据情况,以一部到浦东地区作战。同时根据情况,以精锐的一部攻占乍浦镇,确保登陆点。

  此时根据飞行侦察,已经确定了在第10军企图登陆地杭州湾北岸、海盐一线以东,部署有中国军队两个师,并修筑有乍浦要塞,金山卫城东西一带的海岸也修筑有坚固的既设阵地。金山卫城西的海岸大概有3道坚固的阵地,城东有1道坚固的阵地,故而参谋本部方面判断预料可以对登陆点增援的中国军队兵力为:浦东一个师、上海南市附近两到三个师、松江一个师、嘉兴一个师、杭州两个师、宁波两个师。根据战情,参谋本部最终决定登陆地区被限定在金山卫城附近,尽管这是一段远浅海滩,运送船队的停泊地必须选在距离海岸三到四海里的海面上,而且海潮很大,潮水涨落相差甚大,登陆地日期和时间也会因此受到很大限制。

  考虑到海上风浪大作的暴雨天气登陆极为困难,另外,从登陆地到黄浦江之间的地区有很多小河,很少有道路,制订计划时必需的兵要地志资料也不足。故而根据这些原因,第10军制定了自己的作战计划,其要旨是不给中国军队以应付的时间,在登陆点附近不作整顿,便一举向黄浦江北岸前进。

  这也意味着,第10军的作战方案与之前的参谋本部方面有着天壤之别。因为参谋本部是将渡过黄浦江作为第二期作战,而第10军这样一来,则是作为第一期作战实施。还有在第二期作战中,参谋本部的意图是使军主力向上海南面和西面前进,而第10军方面则企图进入苏州河北面,大规模地对中国军队的主力实施围歼。由于意见不同,第10军作战主任参谋寺田雅雄中佐会同参谋本部作战主任就这些不同点进行了磋商,最终第10军的计划得到了默认。这样,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方面已经完成了杭州湾登陆作战的所有战略准备工作,接下来的一切就要靠第10军自己去实现了。

  11月2日,作为第10军首批登陆部队的谷寿夫第6师团、牛岛贞雄第18师团所搭乘的运输船只在日本海军舰艇的护卫下,分别从集合地——八口浦、五岛列岛出发,途中又在济州岛附近的海面上和末松茂治的第114师团汇合,经过马鞍群岛附近折向南,并于11月4日夜间进入了杭州湾停泊地。而这个时候,尽管一直鏖战中的罗店战线沉寂了下来,但苏州河一线的激烈对战却是刚刚进入顶峰。

  虽然在上海作战初期,国民政府曾经设想过日军从金山卫登陆包抄中国军队战线侧翼的可能,因此在沿岸建有简单的防御工事并留有一些二线部队进行监视,但是在上海战事趋于激烈、兵源枯竭之时,却也只能将防守杭州湾的二线部队也一一投入正面战场。此时蒋介石和德国军事顾问都认为,日本陆军也已经全力投入上海正面作战,不会有兵力再投入登陆杭州湾。

  11月5日拂晓4时许,日本陆军第10军在司令官柳川平助的指挥下,发起了全面登陆作战。柳川平助一向以惯用迂回战略而在日本陆军中著名,岂能轻易放过中国军队这一明显而致命的破绽。在他的命令下,趁着朦胧晓雾,第10军以谷寿夫中将指挥的第6师团配属国崎支队在金山卫城西侧地区、以牛岛贞雄中将指挥的第18师团在金山卫城东侧实施登陆作战。以第18师团的步兵第35旅团长手冢省三少将指挥的,以步兵第35旅团(缺步兵114联队)、野炮兵第12联队第3大队为基干组成的左侧支队,从第6师团的左侧发起登陆。

  一时之间,浓雾弥漫的海滩之上,杭州湾北岸金山卫附近的全公亭、金丝娘桥、金山嘴、柘林等处同时出现大批日军登陆部队。面对着铺满海面的日本铁甲登陆舰和日本陆军6个联队约万余人先头部队,驻守在海岸线上的中国军人没有一个仓皇逃生。平湖境内金丝娘桥乡公所海防哨发现敌情后,该哨事务员朱希文率领哨兵10多人,在迷雾中开枪抵御,全部牺牲。白沙湾东司城一带一连守军浴血奋战,大多英勇殉国。在全公亭海天寺留守的炮兵连坚守阵地,孤军奋战,也大多为国捐躯。

  而由于疏于管理,海塘工事简陋,弹药缺乏,日本方面原先最为担心的中国军队沿海构筑的10个战斗炮台中,竟有6个无炮弹,仅蛇王堂两个炮台,但发炮几枚后,屋顶就被日舰炮火轰毁,守军在毙敌数十人后,全部壮烈殉国。此时从青浦赶来援军63师1个连,顽强阻击,到5日晚也阵亡殆尽。

  6日上午,日军在攻占衙前之后开始攻打新仓,驻新仓的第62师补充营官兵拼死抵抗,大多壮烈牺牲。11月6日以后,日军基本控制了登陆场,开始蜂拥上陆,3天内便登陆10万余人,并分头扩大推进。第6师团以国崎支队占领金山卫城之后,其主力迅速北进,直扑松江。而第18师团则在进入到亭林镇附近,左侧支队进入到枫泾镇附近,扑向闵行,直接对淞沪战场上的国军右侧背形成威胁。这样第10军形成的态势便是一路由金山卫趋张堰、松隐、米市渡而直扑松江,一路由潘泾镇趋向亭林、叶榭而攻取闵行。

  而南京方面陆续收到日军登陆的报告是在日军登陆后的次日,在接到报告后,整个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立即陷入一片不安之中,军委会委员长兼第三战区司令长官蒋介石亲自与具体指挥作战的战区副司令长官顾祝同一连通了20多个电话,询问当前的情况。

  当蒋介石在电话中听到日军从侧翼登陆的军情后,焦急异常,就连语气也显得很是惊诧,显然这一切并非预料所及。谁也没有预料到日军会采取远距离迂回的战术突破金山卫,甚至钱大钧在接到报告的时候,一度怀疑这是否准确。

  6日上午8点多,军委会情报组派赴淞沪前线的参谋就发回报告:“昨在全公亭登陆之敌现已进到距平湖线三十一里之广陈小站一带。又据杭州报告,由乍浦至金丝娘桥水面一带有敌舰五六十艘,今晨拂晓发炮百余发。敌从华北调两师团南下,企图在乍浦方面登陆。”接到这份报告的时候,钱大钧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来自前线的情况现在几乎判断不明,不过有一点是钱大钧现在可以肯定的:那便是随着日军从杭州湾登陆上岸,淞沪战局很有可能会一日之内急转而下。淞沪方面现在的情况对于第三战区来说的确是极为不妙,随着第6师团和第18师团的一支部队在金山卫城南侧海岸强行登陆成功之后,整个淞沪方面的国军部队便面临被日军切断退路的危险。

  由于第10军登陆上岸的时候,海岸几乎没有防御兵力,所以几乎没有遇到任何的抵抗,第一线部队就顺利登陆了。至上午9时,登陆部队便占领了金山卫城,傍晚攻占了张堰镇,另有两支部队分别在金山卫城东西部约12公里处掩护全军登陆。

  虽然右翼攻击军总指挥张发奎在接到一线部队的报告之后,当即令浙北浦东的陶广第62师及张銮基独立第45旅与枫泾的陈安宝第79师夹击登陆日军,并令胡达的预备第11师由苏嘉路赶往增援,但由于国军各部联络困难,行动迟缓,而且分离过远,协同不易,且日军攻势迅速,故而虽经分途阻击,但终因伤亡过重,最终无法形成有效抵抗。目前战场的态势是日军第6师团主力将占领松江,第18师团主力则向枫泾推进,同时第6师团预计以1个步兵大队的兵力向平望推进。

  而在沪西方面,上海派遣军第9师团在7日傍晚占领了屈家桥的西北角,接着又进逼施家街正面地区,并不断将进攻阵地向前推进。第3师团则在7日下午占领了郁家宅一线,并在夜间架设以船队组成的浮桥,以确保苏州河北岸的交通。不过第11师团左翼方面的中国军队依然在增强增援兵力,考虑到这些中国军队可能会威胁到第9师团的右翼,于是松井石根已经下令该9师团推迟进攻,以有生力量攻击江桥镇,另从第101师团建制内抽调1个步兵联队派往第9师团的右翼,以防备不测。第13师团方面除了遭到小规模的反攻之外,几乎没有和中国军队发生什么大的激战。

  此时摆在中国军队面前的仅有一条路,那就是迅速调集足够的兵力于侧翼,阻击金山卫方向的日军,迟滞其攻势。迟滞不是目的,而是为上海正面作战的国军迅速组织掩护和撤退的手段。但是当陈诚建议必须主动后撤既设国防线时,蒋介石却下令再支持三日!虽然钱大钧也认为“如我军能站稳现有阵地,三日以后当无危险矣”。可事实上,由于天雨泥泞,加上日机轰炸,增援金山卫一线的作战部队行动迟缓,日军后续部队源源登陆。在金山卫登陆上岸的大批日军部队现在已经使得上海战场中国军队的侧背受到严重威胁,甚至退路可能被掐断,全军陷入包围,直至尽皆覆没。

  也正是考虑到淞沪战场的危局,在参谋副长白崇禧已经向蒋介石提议“中国军队向吴福线后撤”之后,中路军总指挥朱绍良、军政部长兼参谋总长何应钦等人也提出“已到不能不后撤之时”的意见。

  毕竟此时日本陆军第10军主力在得胜港、米市渡等处开始渡过黄浦江,其后续部队第114师团及军直属部队也开始登陆,并逐次向金山集中。而上海派遣军方面为支援第10军作战,也分别向当面的中国军队发动进攻。这个时候如果再不实施总撤退,则时机不待,必将坐吞苦果。然而直到8日当晚,由于统帅部发现淞沪战场的中国军队已处于即将被包围的危险境地,蒋介石这才急忙下令从上海撤退。

  其实在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正为从情报部门获悉的“敌方得知第10军登陆后非常惊慌,已紧急调遣嘉兴附近的部队开往枫泾附近,任务是防守该地区周边,同时还将一部分兵力从昆山和苏州附近向南方转移,似乎要向青浦和平望附近推进。位于(上海)派遣军前面的第二线敌军兵团似乎也要向青浦和松江撤退。不过,第一线部队仍然在坚守阵地”这一消息而举杯欢庆时,第10军方面的登陆行动并非十分顺利。

  由于天气的原因,第10军的敌前登陆虽然没有遭到预想中的猛烈抵挡,但是后续重装备的登陆却相当困难。第6师团和第18师团的野战炮还没有完全登陆完毕,第114师团的主力尚未开始登陆,特别是由于陆地交通极为困难,道路不仅泥泞,而且仅够辎重车辆通行,第10军几乎必须依赖抢劫等手段在附近找寻物资来补充给养。

  而就在蒋介石权衡利害,经过三天思考认识到保存有生力量的重要性,最终提出“保持战斗力持久抗战,与消失战斗力维持一时体面相较,当以前者为重也”的时候,日军华中方面军已经开始猛攻松江一线。同一天,在上海派遣军的命令下,第101师团的一部分部队加入到了第9师团的右翼,这是因为苏州河一线师团此时多少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依次占据了南面地盘,上海派遣军方面为了进一步使得第9师团的攻击得到展开,于是在11月8日下令从伊东政喜第101师团中抽调1个步兵联队、野炮兵1个大队为基干,配属第9师团,接着军司令部又下令第101师团主力准备继第9师团的左翼渡过苏州河。

  而日本陆军第6师团虽然缺乏重型装备,但还是直接向松江城发起了进攻。由于防守松江的吴克仁第67军刚由豫北调来,集结还未完成,日军便已经兵临城下,故而该军各作战部队一战便溃,全军为日军各个击破,一天之内,松江城沦陷。松江失陷,这就使得退守苏州河南岸的中国军队侧背受敌,有被围歼危险。这个时候,中国统帅部已经不得不开始实施从上海总撤退了。

  尽管蒋介石仍然担心此撤退之举会对“九国公约”会议造成不良影响,认为“苏州河南岸以兵力用尽不能不下令撤退,但并非为金山卫登陆之敌所牵动耳,惟藉此战略关系退,使敌知我非为力尽而退,不敢穷追与再攻,是于将来之战局有利,然于九国公约会议之影响必甚大也”。但钱大钧并不这样认为,毕竟对于国军来说,忽视了杭州湾北岸防务,本身就是重大的战略错误。而由大场撤退至苏州河南岸以后,易朱绍良,以张发奎为指挥官,使金山卫、乍浦一带,负责无人,而且不注重侧背之重要,只注意浦东之兵力不足,调金山大部移防浦东,乃使敌军乘虚直入,此为战略最大之失败。这个时候如果再不实施总撤退,则时机不待,必将坐吞苦果。

  就这样,一直拖滞到11月8日当晚,由于统帅部发现淞沪战场的中国军队已处于即将被包围的危险境地,蒋介石这才急忙下令从上海撤退。随后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顾祝同按照蒋介石的指示,于当夜下达了撤退的命令:“右翼军除以一部占领独山、虎啸桥、太平桥、新埭、枫泾之既设阵地外,主力转进于珠家阁、沿青浦东侧冬水桥、章堰镇、虬江至吴淞江之线占领阵地。左翼军速以一部于虬江黄渡沿吴淞江北岸至姚家渡之线日夜各部队开始行动,第8师及87师于七宝镇、虹桥飞机场、顾家湾、潘家巷之线师之一旅,由军团长胡宗南部署转进,以88师于凤凰山亘杨家铁桥之线师于观音堂亘新开河之线师先集结于青浦西北地区,58师之一旅到达青浦附近归还建制;教导总队附58师之一旅,即由西蒋上、刘家桥、诸翟、观音堂、重固道转进。除令58师之一旅于青浦附近归还建制外,经安亭至昆山附近候车运南京;第55师除1旅欠一团会同上海警察总队、保安团固守上海南市外,主力应于泗泾镇、四安桥、张家浜、常蒡头之线师即于青浦附近马桥、徐家浜、李大泾、冬水桥、铁店塘之线师即于铁店塘、新开泾、孙家埭之线师应转进于何家桥、天福桥至吴淞江南岸之线师于徐家桥、徐家村、虬江之线师应固守松江及其以南沿黄浦江北岸之原阵地;第26师经安亭至吴福线;炮兵部队即经青浦向安亭转进。如行动困难,可利用预为准备之船只,由水道输送;而对11月9日夜之行动预为指示,并嘱各总司令适应情况部署:第1军经安亭到达吴县以西集结待命;第106师经安亭到达正仪附近,归前敌总指挥陈诚直接指挥;第8师、87师经安亭到达吴县以北地区集结待命;第36师、88师、沪保安总团经安亭到达青阳港附近构筑阵地,归前敌总指挥直接指挥;第55师欠1个团经青浦、安亭到达昆山转进于嘉兴,归总司令刘建绪指挥;独45旅、107师、108师,应以由沪杭铁路向嘉善附近转进为主。不得已时,经青浦、安亭到达昆山附近待命,着由代总司令黄琪翔适应状况适宜处置之;第61师经安亭、昆山到达无锡以北地区整理;青浦至吴淞江南岸本阵地应迅速占领。关于昆支阵地,即以税警总团、36师、88师、沪保安总团、32师、8师、13师、133师、40师及苏州河南岸各炮兵部队,由前敌总指挥部署占领之。

  然而此时这道撤退命令显然已经晚了,因为就在这道命令下达的时候,柳川平助指挥的第10军除了以一部向松江、平望镇、嘉兴一线进攻之外,还以主力在金山附近集结,同时以第114师团及军直辖部队在金山附近,第6师团以一部分作战部队进取平望镇,主力在松江一线师团一并指挥左侧支队夺取枫泾镇,准备向嘉兴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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