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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解放那一天:天津城防工事图是这样交到解放军手中的

归档日期:06-22       文本归类:工事配置要图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七十年前,在隆隆的炮火声中平津战役打响。一张城防工事图,成为解放军能否顺利攻入天津城的关键。为了这张图,一群地下工作者打入政府机关内部,用胆识和智慧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今年92岁的李希闵老人,是当年天津解放战争的亲历者,见证了这张城防图的绘制。

  七七事变后,我们从老家迁入天津。1946年3月,我进入天津市政府地政局的测量队工作,是最低级的职员,工资每月60元,负责图纸的编号、登记、保管、借还工作。测量队的工作人员大多数为刚从中学毕业的人员,因为家庭困难没钱上大学,不少人准备在测量队工作一段时间,凑够学费后再去上学。这些学生思想单纯,比较倾向于新的思想,对的顽固和腐败非常反感,经常参加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游行,我作为进步青年也曾经参加过。

  当时人们的生活很困难,很希望过上新的生活,盼望着解放。但是当政者,天津市市长杜建时、警备司令陈长捷坚决要跟解放军对抗。1947年秋,决定在天津设防,需要一份新的地形图,当时仅有1934年的地形图,需要重新绘制一份1947年的地形图,因此组建了一支天津地形测量队。最后,在地形测量队队长周炳章的带领下,绘制出一份天津市地形全图,比例尺是一万分之一。这张珍贵的地形全图是自1934年以来唯一的比较真实的天津地形图。根据这张地形图,按照东西窄、南北长的天津城市特点,设计并修建城防工事,开辟了一片城防以外3000米的无人区,用汽油弹把附近民房全部烧毁。我位于红桥区前园的家就在此时被烧毁。地形图绘制成功后印制了许多份,先交到天津警备司令部,后又交到天津工务局。地形全图的原图上交后,仅留三张放在测量队用于对外借阅使用,借阅工作由我负责。

  正是由于工作的关系,我有幸见到了这张天津地形全图。其间有许多人来借阅这张图。我记得,借阅时间最长的是和我最要好的于元喆,他经常给我宣传进步思想,劝说我趁年轻要多学习。一次,我的同事结婚,参加婚礼后大家一起打牌,于元喆见了,把我叫出来,嘱咐我不要把时间浪费在胡混上。当时我意识到,我这位同事可能是一名地下党员。

  1948年初,为了配合人民解放军攻城,中共地下党组织决定把军的重要军事设施和兵力部署情况摸清楚,需要弄到天津地形图和在此基础上绘制的那张天津城防工事图。经过慎重考虑,天津秘密情报员王文源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当时在天津工务局第八段工程处当监工的地下党员麦璇琨。

  为了核实情况,麦璇琨利用测量、绘图的机会,对每个碉堡进行一个点一个点的放线测量。在他随后绘制的城防图上,不仅有完备的城防线,还有碉堡的坐标和准确的位置;图上附有土墙的横断面图,标明护城河的上口、下底、深度、两帮坡度及堤埝的高度、顶宽、内外坡度以及人行道、交通壕等详细尺寸。他还在空白处画了各类型碉堡的立面图,标明碉堡的高度和枪眼的位置;平面图标明碉堡的形状大小及出人口;断面图标明其结构、砖墙的厚度、高度、砂浆的配比和钢筋混凝土顶的厚度、混凝土的配比,钢筋的配置以及枪眼的尺寸等。为了使城防工事和市内的道路、交通、建筑物衔接,他还在城防图上依照比例画出了街道、铁路、河流、堤埝、桥梁等设施。这份图纸,城防、街道、桥梁等设施一览无余,清清楚楚,军事价值极高。经过炎热的夏天,图纸于9月底完成,由麦璇琨直接送交给王文源。

  城防图绘制完成后,又出现了一个难题:该图由多段组成,面积很大,目标太过明显,因此很难带出天津城。很快,他们想到了办法一一王文源通过地下党员刘铁淳,找到以开照相馆为掩护的康俊山。他们连夜操作,将地图拍照缩成了一张相片,搁在药水里冲洗,图便看不见了。再拿药水处理一下,便能恢复原样了。经过巧妙的缩拍和化学处理,照片被裱糊在两张12寸的老年夫妇照片后面。接下来,护送城防图的重任就落到在西窑洼以修自行车为掩护的地下交通员赵岩的肩上。对于当时戒备森严的天津城来说,要想把图带出城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但赵岩还是巧妙地通过了关卡,马不停蹄地连夜赶往解放区平津前线指挥部,最终找到了接头人,顺利完成了护送图纸的任务。

  因为负责借阅地形图,我经历了一次险情。1949年1月7日,有姓刘的特务找到我,询问图纸的借阅情况,质问我谁借阅的时间最长。我知道,如果说出于元喆借阅时间最长,就会暴露我党的地下党员,使他们陷人险境,所以就推说记不清了。特务当即凶相毕露,掏出手枪,责令我三天之内说出实情,否则将我抓到特别刑事法庭(简称特刑庭)。这个特刑庭专抓进步学生和青年,有进无回,位置在现今的鞍山道长城宾馆那儿。特务限期的三天之内,恰巧遇到地政局发生变动,地政局归人财政局,12月16日测量队撤销。1949年1月2日,新成立地政处,因政局混乱无暇再顾及此事,我就这样幸运地躲过一劫。

  地下党员绘制的城防图,为解放军的炮兵提供了目标。天津战役打响后,解放军数以万计的炮弹倾泻到敌人的阵地上,其准确率之高,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极大减少了解放军的伤亡和城市的破坏程度,使经过战争洗礼的天津城,除中纺七厂、正中书局等处受损外,基本完好地回到了人民手中。天津老百姓兴奋地说:“解放军的炮弹就像长了眼睛。”解放后,时任平津战役天津前线指挥部司令员的刘亚楼回忆这段往事时,高度评价了地下党的工作。他说:“天津是解放军和地下党共同打下来的。在天津战役开始前,我们拿到一张详细的敌人城防图,对各条街道在什么位置、敌人在哪儿、碉堡在哪儿、天津周围的情况等等,了如指掌。这样仗就好打了。地下党对天津战役的贡献是很大的”。

  解放天津的战事是从1月14日早晨打响的,那天上午,我还跑到寿安街18号,那是1月1日刚刚恢复的天津市政府地政处去领取最后的一次工资和所谓的“应变费”。9点左右,负责财务出纳的白九皋从市民银行(今和平区四面钟附近)打来电话,说那边已经有炮弹落下,中原公司(今百货大楼)对面的正中书局正在燃烧,胜利桥(现在的北安桥)是否好过还说不定。这个电话让等候发工资的人们骚乱起来,质疑白九皋想携款潜逃,在混乱时这是难免的。处长李雨荪一方面劝抚等候领钱的人们,一方面派了两个人(可能是孟广中和赵光宇)去接应,终于“保护”着白九皋把钱拿到寿安街,大家这才放心。而那位新到任的处长李雨荪非要让大家排队领钱,他说要“见见”每个人,实际上是让大伙认认他。这样一来,发钱的速度就慢了,到我领到钱(当月的工资和六块银元)时,已经快到十一点了,这时突然有些炮弹打到建国道金汤桥附近,把建国道上的聚兴和药店门前一辆装有弹药的卡车打着起火,爆炸震得地政处房内的电灯线不住的摇晃,这才阻止了李雨荪的“相面”赶紧把钱发给大家。领到钱后能回家的赶紧跑回家,不能回家的只能在院内徘徊,直到夜晚还有28个人没能回家,躲在地下室里,地下党员于元喆也在其内是他慰护着这些人度过那个历经风险的一晚。

  领到钱后我赶忙往家跑,当时知道金汤桥已经不能走,电车已经停驶,曾经有人冒险走到建国道寿安街口,就看到被炸死的人和不知从哪里“飞来”的一条人腿,吓得跑了回来。既然此路不通,我只好冒险走胜利桥,还算万幸,虽然中原公司那边浓烟滚滚,海河岸边一片混乱,我还是战战兢兢地过了桥,从北安道往南走了一小段路转进往西的一条小街(这条街的路很窄,没有路名,往东与北安道相隔是辽北路),然后转到东南角,走到南马路时马路上已经没有行人。当我走到南门东快到市法院对面时,就看见从西南角方面撤下来的伤兵,有的被人搀着,有的坐着抢来的人力车,向这边走来,而设在东南角的那个大碉堡里的人竟以机枪向空中扫射,阻止伤兵的溃退。枪声中的我站在马路上不知往哪里躲,忽听背后有一位大娘喊我“快从这边进来”,于是那位好心的大娘把在胡同口为“应变”而安装的木栅栏门打开,把我拉了进去,然后赶紧把门锁上。这样我才走进了与南马路平行的官沟街,转到南门外大街,走过菜桥子,到了南开二马路,通过元善里走到我家所在的耀远里,这时已经是下午3点了,母亲早就焦急地在那里等候,看见我回来了,流着眼泪把我拉回家。

  当天晚上,全市都已停电,只能点起蜡烛,枪炮声很激烈,炮弹射出后发出的哨音不断从我家的上空掠过,可以看到一条条明亮的曳光线。说实在的,大家都知道这是必有的一幕,反而沉静下来。从大弯兜(现在的长虹公园一带)传来的像开了锅一样的机枪声响成一片。差不多到深夜两点多钟,枪声停止了,我们和衣睡到天亮,打开屋门,看到窗户的玻璃破碎了几块,挂在窗内的毛毯(防弹用)上留有几块碎玻璃和几处没打透的弹痕,我家与二马路鸿源里相隔的高大的封火墙上站着几个戴着黑色毛皮帽子的解放军,耀远里胡同口也站了几个解放军。远处还不断传来枪声。到下午,局势已经大定,站在胡同口和墙上的解放军也撤走了。南华路(今二纬路)上已经有了行人,我也走过去,看到凤仪里胡同口东边的一所大房子门前有一颗扎人地面三分之一的炮弹,从长度估计约有100公斤,由于没安装引信所以没有爆炸。这就是说解放军向市内发射的炮弹是有准确目标的,凡是为了炸掉守军设施的才会爆炸,有意不装引信的炮弹是为了震慑敌军。经过一天一夜的惊慌,天津人开始安定下来,迎接解放了。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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